2005 年 08 月 的封存

佛想(一):「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

近年喜歡依據一些基本的佛學知識,思考生活上遇上的人和事,偶有所得,雖算不上是佛悟,倒解開了不少令常人想不通的問題。

就以因電影《大隻佬》而為人熟知的一句謁語「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為例,要說的道理其實並不複雜:世間萬事萬物都在一個因果的網絡中互相關連,甚至互相影響,所以沒有什麼事物是獨立於這個因果網絡的,連帶地,沒有任何事物是不變的,擁有不變的本質。人的煩惱正正源於把變動不居的看成永恆、偶然的看成必然,其實「萬般帶不走」。

但一切都不是永恆與必然的,並不代表事物完全不依任何軌跡而行,你當下作的一個決定或行為(業),都會產生一連串的果,而這些果又會成為另外一連串果的因,周流不息。

凡人難免因氣質、一時軟弱、經歷或其他偶然的因素而作惡業,以佛學的這一套因果網絡觀念看,由於世間萬事萬物都連在一起,惡業所產生的種種惡果早晚都會回擊,造業者早晚都會成為自己所造的業的受害者。就以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的工業轉移為例,因工業生產而產生的廢氣、廢料不會在地球上從此消失,它們隨著全球化的網絡而去,早晚也會沿著同一個網絡回來。

但自己不作惡業,就能免於苦難與不幸嗎?若果我們不幸落入由他人所一手造成的惡業因果網絡,我們又將如何自處?對於這難題,近日有些領悟,欲知詳情,還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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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代(實驗)劇場的敍事語言(提綱)*

緣起與釋題
由於要寫這篇文章,八月離港赴京作研究考察之前,跟「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藝術總監陳炳釗,作了一次會面。八月底,「前進進」策劃的「導演創作室」終於來到了最終三回,主辦單位除了推出「導演沙龍」,讓一衆資深導演(包括曾參予創作前三回演出的導演以及另外一些資深導演)跟演員閉關進行排練工作坊,同時找來五位新銳導演,創作全新作品,更與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合作,邀請不同評論人,從不同角度撰文描述及分析本地當代劇場的美學面貌,並編印成一本特刊,為歷史存檔。

七月某個下午,我接到阿釗約稿的電話,最初他邀約的題目(「香港當代劇場的敍事語言」),卻跟我最後定下來的,有一點細微的差異。是的,主要的差異在於「實驗」二字,而我之所以加進這兩個字,有幾項原因。首先,我向來比較關注本地實驗劇場的發展,1 我過去的戲劇評論活動也主要著力於此,以此為主要論述對象,也就順理成章;儘管我過去亦有觀賞甚至評論傳統或主流劇場的演出,但這類演出始終不是我的主菜,所以把題目鎖定在指涉面較窄的「香港當代(實驗)劇場」,首先是基於一種正名上的考慮。

其次,正如阿釗在會面中所提到的,有份参予「導演創作室」頭三回演出的導演(包括彭家榮、陳炳釗、鄧樹榮、許樹寧、陳麗珠以及李鎮洲),都在創作上具有探索性和實驗性,關注劇場敍事語言的問題,而尋找自己的語言,往往是他/她們創作生涯的一個重要構成部份;可以這麽說,「導演創作室」差不多網羅了本地當代實驗劇場的幾股主要創作力量,基於這批劇場創作人對劇場敍事語言的高度自覺(「導演創作室」的副題,正是「尋找敍事語言」),像「香港當代劇場的敍事語言」這樣的題目,論述焦點最終落在本地當代實驗劇場身上,也就不足為奇,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固然,當代傳統或主流劇場工作者也關注劇場敍事語言的問題,而傳統與實驗的區分,亦非涇渭分明,但由於傳統或主流劇場比較依仗劇場社群所熟悉的種種習套,他/她們對敍事語言的探索,在深度與廣度上,始終不比實驗劇場。

至於題目中的「當代」二字,我指的主要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歷史及文化時空;雖然以八十年代為時間標界,不無可議,但就本地實驗劇場的發展而言,以此為標界,亦具有相當的合理性。香港的八十年代,不僅是一個在經濟民生上上昇的年代,也是一個在文化上日趨多元與豐盛的年代,而本地實驗劇場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格局,隨著第一批從歐美學藝歸來(例如鄧樹榮)以及土生土長(例如陳炳釗)的新一代專業劇場工作者,響亮登場。

至於「提綱」二字,就「香港當代(實驗)劇場的敍事語言」這樣宏大的題目,讀者自然可以把這理解為作者一時的權宜之計;但基於篇幅上的限制,而本文又只希望就我多年來的一些觀察,以一些具體的例子作說明,提綱擷領的提出一些可兹進一步討論的問題與方向,為當代實驗劇場的未來發展,略盡棉力。況且像「香港當代(實驗)劇場的敍事語言」這樣的題目,原本是十足的史論格局,必須以充份與詳盡的個案研究為基礎;我們知道,本地戲劇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2 本文以「提綱」的形式出現,正正因為不敢濫竽充數,而是希望為一部真正的本地當代實驗劇場史,做一些準備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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