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03 月 的封存

偶然論

基於好奇,以及我向來對唯物論的興趣,近日訂了Samantha Frost的新著Lessons from a Materialist Thinker Hobbesian Reflections on Ethics and Politics來讀。沒想到Frost對霍布斯有關決定論的詮釋,跟我一直在蘊釀的、有關"偶然"的論點有很大程度的吻合。Frost的原文如下﹕

What distinguishes Hobbes’s determinism from the kinds of determinism to which many theorists feel allergic is his attention to the temporality of the subject. To preview the argument, for Hobbes, each particular person embodies a particular lived history, the causal trajectory of which is distinct from the history and series of historical determinants in the world in which he or she moves. Actions occurs at moments when these temporal and causal trajectories coincide. According to Hobbes’s analysis, although each of these trajectories is determined by prior causes, the conjunctions or points of contact between them that produce action are unpredictable and indeterminable. So, although each action is, in fact, determined, each is also distinctive and creative. (p.9)

根據霍布斯,每一行動固然有被決定的成份,同時也有偶然的成份。但我要指出的是,偶然與不確定性,不單來指個體與物理世界這兩個因果與時間序列之間的碰撞,也來自物理世界以及意志本身的偶然性。依照霍布斯的思路,意志固然是被決定的,但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意志所下的決擇卻往往沒有一定。而吊詭地,這一種偶然與不確定性,卻做就了意志的自由。(若果要找一齣電影來說明這一套偶然論,《綁架》大概是首選。)在此,自由是一種效果,而非決擇本身(“我決定了!!")。

放下

放下
放下一杯水 一張身份証
然後換上另一張

放下一朶花
長出了另一朶花
放下放下
一朶花中還有多少朶花?

放下風
便沒有了風
汽球往上飄昇
拉上一條優美的弧線

放下
放下一座城市
門户打開 雀鳥成群
往街上走 放下一杯茶
拾回一張身份証

何等眼熟
想了一想
然後放下

31-3-2008 明報.世紀版 / 圖﹕《禪宗十牛圖-騎牛歸家》

在文化轉向的年代,該如何繼續搞藝評?

朋友有新演出,演後詳談,甚歡,因為很純粹的在談藝術。言談中,提到本地文化界已進入戰國年代,文化產業化到底是好是坏,似暫未有定論。當然,我們都樂見藝術家有更多營生之道,但文化轉向的誘惑更大,拿不準便會迷失,變身二十一世紀的浮士德。

近日經常跟朋友討論一個問題﹕在文化轉向的年代,該如何繼續搞藝評?我想是問一些基本的問題、守著一些最根本的東西﹕演出的經驗到底是什麼?演出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演出到底是為了什麼?

看著我的一些藝術家朋友,我想起的,是田壯壯的《吳清源》。在電影中,吳清源說﹕"我一生只追求兩件事﹕棋與真理。"

婉玲

答應了《女流》寫一篇有關婉玲劇場作品的回顧(文章叫〈黃婉玲﹕持火把的劇場工作者〉),結果愈寫愈長,又做訪問,又搞資料考據。

翻開資料,看見那些從八十年代的黃金岁月走過來的人,當年是如此的年輕,世界彷彿充滿著無盡的可能性。記得當年進念搬演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總喜歡引用小說的開首文字﹕「世界是這麼新,很多東西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去指。」

上周五,去了婉玲的追思會兼新書發佈會,跟羅志華追思會的灰冷不同,儘管也有眼淚,儘管婉玲已經走了,但她那一股向上飛揚的情感與生命的力量,還是溢满全場。這是女性主義的力量?或許吧,相比於「兄弟」,姊妹的力量總是叫人動容。

象徵性的死亡

想了很久,最後還是去了羅志華的追思會。人很多,不同年紀的人都有,但以中年人居多。

我跟羅志華不熟,只是間中見他在在青文以相當"晦氣"的態度對待客人,有時則在買書付款時,給他纒著,聽他對這個人那個人的批評。

其實,我真的有點怕他。後來,當青文那個原本放满最新社會思潮書刊的角落,慢慢變成了堆满了貨物的垃圾崗,我也開始愈來愈少上去。

就這樣,一個人慢慢地在我的認知中淡出,直至傳出他出事的那一天。我猜這種認知上的淡出經驗,非我所獨有,奇就奇在,當傳出羅志華去世的消息後,在不同媒體上卻出現跟這一種認知上的淡出不成比例的多的悼念文章。到底不同的人在悼念些什麼呢?在追思會上,葉輝說,在悼念羅志華的同時,我們也在悼念自己﹕那個已經死去、昨日的自己。

另一點令人奇怪的是,有不少悼念羅志華的人,都會在文章中提到,其實他/她跟羅志華不熟…,那麼,他/她為什麼會撰文悼念一個自己不熟的人?

我猜,套用心理分析的思路,羅志華的死打開了的,是既有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所無法/不敢消化的、真實(real)中的空洞,而這個空洞正是一個信念系統得以支撑下去的支點。於是,愈是希望遮蔽這個空洞,便生產了愈多的話語。

依照齊澤克(Zizek),人總是需要死兩次的﹕肉身的死亡,以及象徵性的死亡。如果一個信念系統也有肉身,羅志華的死會否逼使了一代人,好好的正面面對他/她們過去的一套信念系統的消亡。而這一個信念系統,可以有許多的名字,它可以叫"人文價值"、"青年文化",也可以叫"理想主義"。

就說”理想主義”吧。在追思會上,有不少講者都提到後期青文在經營和管理上的問題,而這又被認為跟羅的”理想主義”有關。他們提到,「光有」理想主義是不足夠的,還需要恰當的經營和管理相配合。但問題是﹕”理想主義”加上恰當的經營和管理,便能讓”理想”實現?讓”理想主義”跟現實間不至有如此巨大的落差?若果一如當日講者之一洪青田所言,羅那一代人的”理想主義”(洪則稱之為「想像」)意味著的,是對既有秩序與結構的超越,那麼,他那一代人的”理想主義”的本身,若既有的權勢結構不變,便似乎必敗無疑。可以這麼說,羅志華的死正正逼使了我們面對這個既有象徵秩序所無法/不敢消化的連結。由於無法被消化,所以顯得空洞。

不過,或許羅的死亡更加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跟羅那一代的一般”理想主義者”不同,羅是要把理想實現在生活之中的,而且是要將理想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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