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解殖的後殖民﹕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的空間政治 (討論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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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文:鄭威鵬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梦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他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

自2006年8月起,圍繞著即將拆卸的天星及皇后碼頭,香港掀起了一場引起了社會廣泛迴響的城市保育運動。作為一個空間群落,天星及皇后碼頭本身,分別標誌著六十年代反殖運動的歷史記憶,以及六七暴動以後港英殖民管治模式的轉變。與此同時,天星及皇后碼頭也是一個充斥著各式市民活動的、活的公共空間。本文認為,天星及皇后碼頭事件之所以觸發這一場城市保育運動,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源自香港97回歸後的後殖民處境。事實上,在後殖民的年代,殖民的文化與政治邏輯,非但沒有從此消失,反而是變本加厲;加上雷厲風行的大型都市重建計劃以及全球不確定性的結構性變動,在再國族化論述的遮蔽下,香港進入了無法解殖的後殖困境。

本文認為,在因緣際會之下,天星及皇后碼頭正正為這一種特殊的後殖困境,打開了一個意義的缺口,一個讓不同的力量與聲音得以接合的話語及運動的空間;而本文的主要立論是﹕作為一個空間群落,就空間與運動参與者的關係而言,天星及皇后碼頭本身既是一個高度抽象的空間,同時在文化、歷史意義和意識形態上,也是一個高度漲滿(over-determined)的空間。筆者認為,正正是天星及皇后碼頭的這種空間特性,讓一場由城市保育出發的解殖運動得以焉然出場。

一、後殖民語境下的「空間覺醒」

事實上,在1997年以前,隨著回歸日子的逐漸逼近,香港的學術與文化界曾經有過一輪有關香港文化,尤其是(後)殖民與身份認同的熱烈討論。[2] 但正如這一場討論的参與者之一葉蔭聰事後回顧所言,由於1997年之前整個身份認同的討論,主要源自「九七」這個時間的界線,而非坐落在一個具體的城市空間,當跨越了這一個界線之後,有關(後)殖民以及身份認同的討論,也就漸漸退潮。[3]

然而,如果「殖民性」所指謂的是「那種意圖把他者對象化,階序化,並按此進行改造」,[4]以資利用的「文明開化」大計,作為一個殖民城市,自開埠以來,香港的城市空間的(現代化)發展,尤其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之後,便始終跟港英的殖民管治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儘管大英帝國在戰前並不熱衷於花費鉅大的發展香港這一個殖民城市,以直接管治華人土著,但隨著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殖民政府有意通過一系列的現代化工程,例如大搞教育擴展、興建公屋、打造城市建設、訂定勞資關係法律、進行公務員本地化、建立理性化的各級官僚制度,讓本地華人開始有機會參與較為全面的現代性改革,明顯地介入建構「香港歸屬感」,淡化本地華人的中國國家認同,港英政府的殖民管治也就有了更積極介入的轉向。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的簽訂,港英晚殖民政府亦開始了其大規模的都市重建計劃,並於1987年10月7日宣佈正式成立「土地發展公司」(簡稱「土發公司」),負責全面都市重建的執行和管理。[5] 可以這麼說,香港八十年代中晚期以來的大規模都市重建計劃,可算是港英殖民政府原有的「文明開化」殖民邏輯跟香港晚期殖民處境結合的一項結果。吊詭的是,同樣的「文明開化」殖民邏輯,在七十年代以降,讓二戰與中共建國之後被逼大量南徙、暫時寄居香港這一片殖民地的華人,終於得以安頓下來,建設家園,凝聚「香港歸屬感」;在晚殖民的都市重建大計中,卻開始反過來吞食香港市民多年來辛辛苦苦一手建立的家園,以及有份参與建構的現代城市空間;而近年的都市重建反抗運動(例如灣仔利東街的都市重建抗爭),則可算是香港市民在後殖民語境下的「空間覺醒」的遲來體現。

筆者執筆撰寫這篇論文之際,灣仔利東街的都市重建反抗運動,正在進入「最後的關頭」,「市區重建局」(簡稱「市建局」)的推土機已經正式開動,全速清拆多年來由利東街喜帖商户與住客所一手建立的生活及社區網絡。雖然,在多方壓力之下,土發公司早在2000年已經為市建局所取替,但值得注意的是﹕土發公司之所以被取替,主要並不是因為都市重建對市民的日常生活以及社區網絡做成了多大的破壞,而是因為「…在沒有政府的新行動機制和支持增加的情況下,土發公司進行城市更新計劃不能夠在一個充分的範圍內以更快的速度來避免長期的城市衰敗。」[6] 而且,跟土發公司不同,就算居民反對,新成立的市建局最終也可以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地,清除任何對於都市重建的收地障礙。[7] 可以這麼說,在後殖民的年代,相當反諷地,殖民管治的發展主義邏輯,非單沒有從此消失,反而是變本加厲,以更赤裸的行政暴力將市民的日常生活以及社區網絡連根拔起,而在這一語境之下,灣仔利東街的都市重建反抗運動正是一種「空間覺醒」的體現。利東街的街坊通過一連串的遊說、行動,甚至與規劃界的專業人士合作,於2005年自行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簡稱「城規會」)提交利東街的人民規劃方案(俗稱「啞鈴方案」),企圖保留活生生的社區網絡,重奪生活空間的主導權。[8] 筆者認為,正正是這一種後殖民語境下的「空間覺醒」,衍生了往後的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事實上,在皇后碼頭正式被封以前,同時也是香港回歸十周年的前夕,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的積極参與者之一周思中便曾經在一篇有關這一場運動的回顧文章中,由「推土機」這個在這一場運動中的核心象徵出發,明確而有力地指出發展主義與殖民性,以至利東街都市重建反抗運與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之間的緊密關連﹕

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不顧歷史不顧文化不顧社區關係地為了多建一兩幢比天高的商場。這是我城之所以能夠由上世紀一直經濟沖天飛到今天的法寶,這件法寶的雙生兒,就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的一種殖民性。什麼是殖民性呢?它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啟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紋風不動。初時它告訴我們,香港人是無(或者不需要)根的,後來索性以城市發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們與地方和歷史產生關係的條件。結果當然就是,香港人視自己為極端的單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選擇的「自由市場」;家庭已是最高層次的組織單位,集體行動和身份只是笑話。這,在回歸之後未曾轉變過。[9]

可以這麼說,由利東街都市重建反抗運動到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一場遲來的解殖運動終於掀起了歷史的序幕。

二、反世貿的「異質空間」與主體性的政治

然而,在利東街都市重建反抗運動與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之間,筆者認為,還有一個看似無關卻又相當重要的轉折﹕2005年末的反世貿示威。

2005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或WTO)在香港舉行了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會議為期一個星期,期間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亦聚集在一起,展開了抗議世貿的一系列行動。對於就算在大型遊行活動中,仍然習慣保持「和平理性」、忍讓克制、井然有序的香港市民來說,世貿期間世界各地多姿多彩、層出不窮的示威異議文化,無疑叫他們大開眼界,幾次大型遊行行列中的旗幟、步伐、口號、歌聲以肢體,尤其是12月15日韓農的三步一跪的示威方式,就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但筆者認為,2005年反世貿運動之所以對本地的異議文化具有難以計量的深遠影響,更根本來說,恐怕是因為它通過一連串的行動,把我們習以為常的公共空間成功地轉化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為香港的市民帶來了另類的(公共) 空間想像。我們知道,「異質空間」首先是由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10]他認為,在任何的文化中都存在一些跟所有既有的地方絶對相異、處於一切既有的地方以外的地方。他指出,我們可以分別從空間和時間兩方面理解「異質空間」的特點。首先,它是一個可以將不同以至不可共量的空間和場所並置在一起的地方。其次,它也構成了一種跟習以為常的時間截然有別的時間經驗。簡言之,「異質空間」乃在日常生活空間當中打開的一個偏離日常生活的空間。

由是觀之,在世貿會議期間,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的確透過了一連串的行動,暫時把我們習以為常的公共空間,成功地轉化為一個偏離日常生活節奏的「異質空間」。我們知道,世貿會議期間的幾次大型抗議遊行活動,路線大致跟每年的七一遊行相同。但跟一年一度那一式一樣、例必以點算人頭收結、表態式的七一大遊行不同(尤其是2003年七一之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反世貿陣隊這一次都是來真的,他們通過各式各樣、多姿多彩的方式,甚至「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目的只有一個﹕接近世貿會議現場,直接阻止世貿談判。相對於香港那一種高度管理化、遊行例必有警察開路的示威文化,反世貿陣隊那種直接行動的取向,無疑具有一種無可估計的衝擊力。事實上,在12月17日晚上香港警方與反世貿陣隊(尤其是韓農)最大規模的衝突對峙中,不少香港市民都走在最前線,跟反世貿陣隊連成一線,將高度管理化的日常公共空間轉化為一個來真的「異質空間」。例如,當晚走在最前線的香港獨立媒體民間記者長鬚,便沒有進入示威區,而是跟隨示威人群衝到最接近世貿會議現場的中環廣場,處於衝突的最前方,而對於整個過程,他是這樣子描述的﹕「沒有警察的阻止,當然衝進去啦!」[11] 可以這麼說,在世貿會議期間,反世貿陣隊讓香港市民初步領略到,他們習以為常的公共空間不單是一個可以讓他們表達意見卻又高度管理化的空間,而且也可以是一個讓他們能夠積極介入的自由空間。

反世貿陣隊對於公共空間的這種轉化,是影響深遠的,事實上,有不少曾經積極参與2005年反世貿運動的香港人,正是一年之後爆發的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的核心份子。[12] 事實上,兩場運動的参與者之一葉蔭聰,便明確地指出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跟香港過去大部分的社會行動之間的根本差異﹕

12月3日也是抗議清拆天星碼頭,當日有一堆團體出來遊行,有幾個發言人出來,拉起橫額,遊行向政府總部,然後遞信。正式動員的方式是,有幾個團體,問一問可以有多少人出來遊行,準備發言時間,拉橫額。但天星事件是突然間有一堆人衝進地盤。闖入者包括獨立媒體的人(其實獨立媒體某程度上也是一個公民團體,有社團註冊),但連我也猜不到他們會闖進地盤,雖然我們有討論過,但沒有想到他們真的會行動。[13]

而兩場運動的另一参與者周思中,則把當日衝進地盤、直接阻止工程的行動,理解為一種對於空間的直接介入以及「自我賦權」: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瘋了也好,當時保衛者的腦裏想的很簡單,佔領尤如在大水壩中刺一個小洞,小洞支撐得越久,整幅水壩徹底瓦解的機會就越高。而相反,地盤失守就意味曇花一現照常營業——一度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可以爭取的東西,是否緊握下去,成為了唯一的問題。

換個說法,面對政府蔑視歷史、蔑視人民的公共空間,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14]

在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往後的發展中,上述的影響就更為明顯。在2007年3月18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前一星期,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的核心行動組織「本土行動」決定與不同的社區運動、居民運動的團體,在民間人權陣線當日舉辦的爭普選大遊行以外,另組一個一至二百多人的小隊,中途偏離大會的遊行路線,拐進正受重建影響的灣仔舊區,以空間上的行動跟舊區的居民連結,最後更捨政府總部,改以皇后碼頭作為小隊遊行的終站。可以想像,這一種偏離警方控制範圍與想像的行動,是如何觸動了警方的神經。事實上,遊行小隊在途中便一直受到警方的攔截和滋擾,有遊行参與者甚至在遊行後遭到重案組的便衣警員截查,指其涉嫌剛剛参與了未經事先批准的非法集會。[15]

不錯,「本土行動」的這一次行動,的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公共空間當中,打開了一個偏離日常成規的「異質空間」,它不單創造了別樣的意義和可能性,同時也讓一種新的主體性得以焉然誕生。

三、天星及皇后碼頭的空間政治

如前所述,對於當日衝進天星碼頭地盤、直接阻止工程,「本土行動」的成員大概是始料不及的,並掀起了一場為時八個多月之久的城市保育運動。然而,正如不少人所疑問的,像天星及皇后碼頭那樣的公共空間,不少的香港人不一定會對它有過什麼深厚的感情,更遑論共享的集體經歷,事實上,在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以前,不少「本土行動」的成員過去甚至並不怎樣使用過這兩個歷史悠久的碼頭。那麼,為什麼是天星及皇后碼頭,而不是別的公共空間,掀起了這一場曠日持久的解殖運動?

事實上,跟與社區網絡緊密地結合的舊區空間不同,如果一個空間的意義取決於它跟人們日常生活之間的具體連結,像天星及皇后碼頭那樣的公共空間,從一開始,就只可能是一個高度抽象的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但又跟像大商場那樣跟人們只存在單一消費關係的公共空間不一樣,像天星及皇后碼頭那樣的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產物,其特別之處在於這樣的公共空間並不作建商廈之用,而是作為文娛康樂的公共消閑場所。事實上,天星及皇后碼頭(尤其是後者)平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飯後休息、釣魚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遊艇的臨時停泊處、外佣的聚集空間。可以這麼說,雖然這一片公共空間跟一般的香港人,並不構成任何固定生活甚或棲居的關係,但由於空間本身的公共特質,又容讓它跟任何人構成多種多樣的空間關係,不一而足。

此外,除了是英國皇室與港督等登岸的地點、港英殖民管治的象徵外,天星及皇后碼頭更是六十年代以來多個民間抗爭運動的起步點,由反天星小輪加價、中文運動、保釣到反戰等抗議示威,不一而足。可以這麼說,在文化、歷史意義和意識形態上,這一片公共空間同時也是一個高度漲滿(overdetermined)的空間。

筆者認為,正正是天星及皇后碼頭的這種空間特性,加上跟舊區重建的清拆暴力異曲同工的天星及皇后碼頭的政府清拆行動,呼召了在解殖路上的不同異議者,通過夜話、戲劇工作坊、文學沙龍、歷史文化保育論壇、建築導賞、人民規劃等等一系列的行動,甚至挖掘出這一片公共空間本身所蘊藏的民間抗爭歷史,漸漸地跟這一片公共空間扣連上具體而親密的關係。例如,葉蔭聰便坦認,對於這一片公共空間,他最初其實並沒有太深厚的感情﹕

參與保衛皇后運動是偶然,我之前也很少這樣長時間地參與公共空間運動。我們在城市中生活,但可能卻對城市的空間、社區很疏離。其實我之前也對中環一帶的空間沒有很深厚的感情;但八個月以來在皇后碼頭的投入和參與,刺激了我自己對城市空間的敏感度,對人與空間之關係的思考也更深入。[16]

至於運動中最年輕的参與者Leo與Miki,則透過從旁體味人們跟這一片公共空間千差萬別的關係,漸漸地跟這一片空間扣連上了親密的情感關係﹕

觸動Miki的一幕,發生在去年底的天星:碼頭轟隆隆地拆去之際,一位太太在哭。她說:「天星碼頭盛載了很多人的故事,人擺了好多東西去裡面,但今天城市發展充斥的都是斷裂和疏離!」通過那位太太的眼淚,她看見了城市空間和個體生命之間的錯綜關係;Leo的眼睛則放到了皇后碼頭數十年如一日地下棋、垂釣的 人們身上,皇后因而變得很「實在」,他憤憤不平拆毁所代表的撕裂。[17]

或許,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事實上,天星及皇后碼頭的保衛者不但關注天星及皇后碼頭,還去参與灣仔及深水埗重建的社區運動。也許,只有當我們有能耐把習以為常的生活空間,轉化為偏離日常成規的「異質空間」,遲來的解殖運動才真正的成為可能。

註釋

[1] 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603。

[2] 例如,在1995年,海外華人文學雜誌《今天》便曾經組織「香港文化專輯」。另外,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更於1997年前後,推出「香港文化研究計劃」,出版「香港文化研究」期刊以及「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3] 鄧小樺著﹕〈新舊動力——訪葉蔭聰,關於學院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回顧與前瞻〉,《今天》,2007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77期,頁115-116,122。

[4] 羅永生著﹕〈談「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見陳光興編﹕《批判連帶:2005亞洲華人文化論壇》,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5年,頁89。

[5] David Adams and E.M. Hastings,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o renewal authority”, Land Use Policy 18 (2001), p. 247; David Adams and E.M. Hastings著,周燕譯﹕〈香港城市更新﹕從發展局到重建局〉,見林拓、水內俊雄等著﹕《現代城市更新與社會空間變遷﹕住宅、生態、治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23-424。

[6] Hong Kong Government,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96), Hong Kong, p. 15; quoted by David Adams and E.M. Hastings,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o renewal authority”, p. 254;中譯則依據周燕的譯本修改而成,見David Adams and E.M. Hastings著,周燕譯﹕〈香港城市更新﹕從發展局到重建局〉,頁439。

[7] David Adams and E.M. Hastings,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o renewal authority”, p. 256; David Adams and E.M. Hastings著,周燕譯﹕〈香港城市更新﹕從發展局到重建局〉,頁442。

[8] 有關灣仔利東街的都市重建反抗運動,詳情見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編﹕《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香港﹕影行者有限公司,2007年。

[9] 周思中著﹕〈在解殖的街頭〉,《今天》,2007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77期,頁92。此外,在2007年12月26日的「香港需要利東街精神」論壇上,本土行動成員陳景輝亦曾經明確地指出,正是2003年以降的利東街重建反抗運動,讓他們開始懂得追問香港人跟地方歷史的關係,也促使了後來的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的出現,他甚至說﹕「天星皇后的正是利東街精神」,論壇片段見http://leetungvideo.wordpress.com。事實上,陳景輝當年正是透過灣仔聖雅各福群會社工的身份,部分地参與了利東街的重建反抗運動。

[10] Michel Foucault, “Different Spaces” (1984),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2, James D. Faubion ed., The New Press (1998), pp. 175-185.

[11] 長鬚的原話是這樣的﹕「都無警察阻,梗係衝啦!」,見林藹雲著﹕〈感受民間新媒體〉,林藹雲、梁旭明編﹕《大事件﹕記香港WTO採訪》,香港﹕獨立媒體(香港),2006年,頁62。

[12] 例如陳景輝、周思中、林藹雲、鄧小樺、葉蔭聰、朱凱廸、岑學敏等「本土行動」的核心成員,都曾於2005年世貿會議期間,積極参與反世貿運動。

[13] 鄧小樺著﹕〈新舊動力——訪葉蔭聰,關於學院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回顧與前瞻〉,《今天》,2007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77期,頁120。按﹕天星事件中直接衝進地盤阻止工程的行動發生於2006年12月12日,詳倩見阿藹著﹕〈又來漫長的一天…〉,「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年12月13日。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72176)

[14] 周思中著﹕〈在解殖的街頭〉,《今天》,2007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77期,頁95-96。

[15] 詳倩見﹕阿藹著﹕〈高聲呼喊:這是我們的家園!〉,「香港獨立媒體網」,2007年3月19日。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02268&group_id=11)

[16] 鄧小樺著﹕〈混亂時疏離 獨處時激動:訪葉蔭聰〉,「香港獨立媒體網」,2007年8月22日。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54774&group_id=11)

[17] 陳景輝著﹕〈皇后之魅,年輕的美:訪Leo和Miki〉,「香港獨立媒體網」,2007年9月1日。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56003&group_id=11)

(2008年1月5日本文曾於「樂‧生‧怒‧活:2008年文化研究會議」宣讀。本文從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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