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生命歸於無有

鄰居清DVD，我撿了一些來看，其中一隻是《南京!南京!》。沒想到陸川這電影拍得這麼利害。現在全片以黑白拍攝，大部份鏡頭以空間上的空曠跟人的渺小作對比，由於是淪陷中的南京，所以遍地廢墟，加上全片幾近無聲，人的壓抑與處境的荒謬，可謂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步。接近片末那一場日軍祭禮，一方面讓角川（以及其他日軍）的壓抑情緒有機會釋放，另一方面卻營造了一種幾近超現實的詭異氣氛。電影中，有不少善良勇敢的人。表面上，陸川好像在突顯人的善良，但實際上卻好像在說，人再善良最終也歸於無、無意義的存活與荒謬的死亡。就此而論，《南京!南京!》是一部存在主義電影。有論者認為《南京!南京!》在倫理上對歷史無稜兩可，但我卻認為它的深刻處，在於剥落倫理，讓人赤裸裸直面自己的荒謬。

另外，電影大部份的場景都是空曠的廢墟，但導演陸川最後卻安排了角川在花田旁邊吞槍自殺，並讓角川滾落至遍地小花的懷抱，是《南京!南京!》中最溫柔與諒解的一筆。人的處境再荒謬，最後在大自然中都得了抱慰，這大概是這部存在主義電影跟其他存在主義思想與文藝作品之間最大的分別。

何謂「本土」？

近讀彭麗君的新著《黃昏未晚- 後九七香港電影》，書的主題雖是後九七香港電影，但我覺得麗君的一個潛在對話對象是近年的本土論述，其中有點名提到的，包括羅永生、洛楓與陳智德。麗君提出以「地方」取代「時間」或「世代」，在全球化的語境中討論香港身份。她沒有明說，但我覺得依據她的論述，「本土」也是一個時間概念。

另外，麗君強調的，是香港身份的「含混矛盾」（ambivalence），尤其夾在全球化、大中華市場與本土之間的香港電影。她指出，相對於香港電影，本地的詩歌有較強的獨立性與清晰的本土意識（她引用了洛楓對陳智德作品的評論說明了這一點）。但我懷疑身份從來都是「含混矛盾」的，無所謂清晰的本土意識，一切都在周流不息的辯證中流轉。況且，香港文學從來都沒有自絕於跨文化的周流（尤其是華語世界），也跟周遭的生產與物質條件恒久辯証。所以我覺得麗君的角度，可引伸至香港其他文藝類型，以至文化的討論。

你怕「人又老錢又冇」？

跟 人類的其他恐懼相似，當人們害怕失去財富，他們很多時會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甚至在自覺與不自覺間造就了種種惡業。例如在韓國導演張真最新電影作品 《早安總統》中，李順才飾演的一位親民的老總統，曾誇下海口，若在任內彩票中大獎，便會全數捐獻作公益。但不知道是走運，還是倒運，老總統「居然」真的在 臨卸任前中得二百億韓元（約一億三千四百多萬港元）大獎。中大獎本來是好事，但到了真的成事，老總統倒猶豫起來，考慮要不要真的對兌當年的承諾。幾經考 慮，他還是決定私藏巨款，但問題是：他是公眾人物，南韓舉國無人不識，他將如何領取巨款而不為人知？於是他決定喬裝領獎。但事與願違，由於他平日親民，受 市民歡迎，他最終還是被人識出。結果，他還是決定在卸任演講中，公告自己中大獎的事實，並承諾將會建立獎學金，幫助萬千莘莘學子。

老 總統得悉彩票中大獎後，因為害怕失去財富，所以做出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例如喬裝領獎），這也是這一齣電影的不少笑位所在。

死後便是虛無？

筆者之前在本欄提過（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15635），在奇連伊士活執導的電影《此後》（Hereafter）中，除了男主角通靈師佐治（麥廸文飾）與一對孿生兄弟的故事外，還有瑪莉（Cécile de France飾）在南亞海嘯中「死過翻生」的故事。

話說瑪莉是法國某間電視台的當紅女主播，她以在時事節目中向公眾人物凌厲的追問見稱，與此同時，她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可以這麼說，無論在名和利上，瑪莉都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好景不常，瑪莉與電視台編導男友在海外渡假期間，碰上南亞海嘯。或許是因為福報不薄，雖然所住的酒店就在海邊，二人最終卻並沒有給突如其來的淊天巨浪沒頂，可謂萬幸。不過，跟編導男友不同，在巨浪掩至的瞬間，瑪莉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瀕死經驗」。在浮沉在大水的半昏迷狀態中，瑪莉似乎是進入了某個「死後世界」。在那裡，她經歷不斷閃過的模糊人影與聲音，正循着某個方向往某個未知的世界進發。只「可惜」在電光火石之間，瑪莉獲救了，「有幸」回到她所熟悉的世界。

俗語有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但表面看來，瑪莉瀕死之後，卻似乎不再走運了。

死去另一個自己

上次，我由奇連伊士活的電影《此後》（Hereafter）出發，談生死大事。或許，對於大部份的人來說，「死亡」過於沉重。但我們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無法迴避的考題。事實上，那是佛教、也是歷史上不少偉大宗教與哲學思想的起點，其中又以「死亡」的課題最為深刻。

我提過，「或許，死亡之所以令人恐懼，正正在於它打亂了我們這些生者原有的認知和生活的秩序。」在電影《此後》中，生活在倫敦的一對孿生兄弟Jason 與Marcus，尤其如此。Jason是兄長，Marcus是弟弟，由於生長在單親家庭，而母親又長期酗酒，並染有毒癮，兩兄弟惟有相依為命，有時甚至要 倒過來照顧母親。就性格而言，大哥Jason較主動活潑，而小弟Marcus則比較安靜憂鬱。很多時候，Marcus都把事情交給大哥決定。久而久 之，Marcus變得事事依賴大哥。但好景不常，大哥在一次意外中，竟成為了車下亡魂。

死後的世界

或許，我們對於死亡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死亡打亂了我們的生命秩序。這對於那些面臨親人死亡或將死的人們來說，尤其真切。德國當代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以門把為例子，說明一般人（即海德格所謂的「常人」(das Man, the they)）之日常生活狀態。海氏問：「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你家中大門上的門把的存在？」他說，我們大多在門把壞了，發現我們無法如常的順利打開門，日常 生活的運作受阻時，才會真真正正意識到門把的存在。他進一步指出，人們對於自身的存在與生活，在大部分的時間，也是處於此種微眛與不自覺的狀態。若果我們 把海氏的「常人」說引伸，問問自己：「你什麼時候真正的意識到你的親人的存在？」或許，就在他/她生病，甚至不在時，你才會真真正正意識到他/她的（不 再）存在。

親 人不在了，一切彷彿如常，但又好像不再一樣。記得許多年前，因為家事，要找朋友暫時託管家貓。家貓暫時不在了，本應合乎意願，起碼不再有一頭小頑皮拿你的 書本訓練指功，趁你開關大門時，玩「越獄逃亡」的遊戲，以至間中在你的書枱上打翻水杯。然而，當你每天回家正要打開大門之際，你仍然會下意識的提防小貓會 伺機奪門而出。不過，正當你打開大門，你才回過神來，發覺小貓都不在了，還提什麼防？或許，死亡之所以令人恐懼，正正在於它打亂了我們這些生者原有的認知 和生活的秩序。小貓都不在了，親人都不在了，但他/她/牠卻像一個陰影一樣，在我們的生活中打開了一個不可理喻的洞。

人算不如天算

上次（見本欄前文），我借鄭保瑞的電影《意外》指出，由於人類對於死亡的不解和恐懼，很多時會「想歪」了，「執迷不悟」地為不能理解的死亡尋找種種解釋。結果，錯誤的觀念（執念）導致錯誤的行為，人也就在業力的流轉中，繼續犯錯，永不超生。

上 期交稿之後，「佛門網」細心的編輯反映，也許因為是字數的問題，上期文章似乎有點草草收場。我在文章中大致交待了電影《意外》的故事，但由於篇幅限制，很 快便跳到結論，指出：「但這部電影最有趣的地方，是大腦這種執念的起點。原來大腦的妻子正是一場交通意外的死者。但問題是，大腦不相信這是一場意外，他認 為一定有人要謀殺他們夫婦二人。正是因為這執念，大腦開展了他的『買兇殺人』事業，但也因為這執念，讓他最終犯上了不可補救的錯誤，害了同僚，也讓無辜者 白白犧牲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大概不會怎樣明白，我為什麼說「但也因為這執念，讓他最終犯上了不可補救的錯誤，害了同僚，也讓無辜者白白犧牲掉。」 好，今次再續，繼續跟大家一起「執迷不悟」。

執迷不悟

上 次提到，人害怕變得什麼也沒有，而其中對於死亡的恐懼，又最為根本（見本欄前文）。記得有一位學佛的朋友曾說，死亡真的可怕，在有生之年修行再好，也沒 用，當死亡來臨，閉上眼睛，兩腳一伸，一切便要重頭再來。當然，有修行者與沒有修行者，他們的「重頭再來」，還是有很大分別的。暫且不論學佛者今生修行能 否順利「過戶」至未來生，能以正念「知死」者，在最後一刻，還是有關鍵性的分別。

話 說從前有一位高僧，由於多年修行，止觀功夫了得，對於身心的細微變化往往瞭如指掌。所以他對自己何時圓寂，也早有籌謀。某天，他向弟子宣佈將於某日圓寂， 着他們安排簡單的佛事，也不用張揚，只要幾名弟子伴他最後一程便可以。來到當天，寺院中突然有事需要這位法師處理，正當大家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法師倒輕鬆 的說：「那我改天走便行了。」要注意，這故事的重點，並不是這位高僧的法力有多神妙，而是他在面臨死亡的時刻，還是多麼的從容自若。

但對於普通人來說，死亡的確是個難解的謎。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G. W. Leibniz） 曾經問過一個十分玄奧的問題：「為什麼（這世界）是有，而不是無？」若果我們用這個問題來思考死亡的難題：「為什麼是生，而不是死 ？」「為什麼是活着，而不是早已死去 ？」這又怎不叫人恐懼？當然，有人（例如哲學家、宗教家）會由死亡回身思考到生的問題，為存在之謎、生存的倫理，尋找真理的鎖匙、救贖的通行証。但更多人 是「想歪」了，「執迷不悟」地為不能理解的死亡尋找種種解釋，表面是面對，實際上是逃避。

棒打虛空

上次談因果，提到美國西岸創作組合Pinky and Bunny的圖畫書《我想打你一身（我想揍你一頓）》（I want to punch your face），有話未完，今次再續。

上次提到，《我想打你一身》一書，以活潑的動物角色以及生動的藝術手法，嘗試道出有關「應否訴諸暴力」的因果思考，實在可貴。不過，若果大家細心閱讀，會發現《我想打你一身》一書的角色與情境設定有三個特點：

（一）書中兩個主角Pinky and Bunny是好朋友，所以當Bunny思考若果他痛打Pinky一頓，其中一個可能的結果正是二貓從此絕交。但若果二貓不是朋友，甚至好友呢？那麼，訴諸暴力又是否沒有問題？

（二）書中並沒有提及二人所處的社會及文化背景。要知道，若二貓身處比較動蕩甚至充滿恐懼的社會環境中（例如中東加沙），「訴諸暴力」的後果是完全不同的。反過來說，就算在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中（例如香港，但那也只是相對於更不安寧的國家來說），要了解因果，也很難完全脫離具體的社會環境。

（三）《我想打你一身》一書主要從「果」，而非從「因」來考慮「應否訴諸暴力」的問題。由於篇幅有限，筆者今次只打算通過一齣電影，略談我對後二者的一些想法。

所謂「菩薩畏因 ，眾生畏果」，固然《我想打你一身》一書從眾生的經驗出發，主要從「果」出發，思考暴力問題，本是無可厚非，但到底不是究竟要義。那麼，人到底為什麼會以及在怎樣的情境下訴諸暴力呢？

生命可能是……

之前提到日本電影《援膠女郎》，談到片中所描述的現代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問題。正如我上次提到的，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由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趨抽象，疏離的問題也就變得前所未有的嚴峻。例如，跟士多、米舖、雜貨店成行成市的年代不同，打從超級市場、便利店等店舖出現之後，我們根本不用跟店舖內工作的人員有任何「多餘」的情感交流，甚至接觸，便可以取得我們所需的產品與服務。同時，店員或老闆的性格也變得無關痛癢，關鍵的是好像很具體，但其實很抽象的產品或服務。相對地，所有的人也就變得高度原子化，以為只要環境設施與資源齊備，人是可以自圓自足的。